江西省赣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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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伦


他从事赣剧编剧早,向被同仁尊为良师益友。他创作的剧本,在几次历史转折关头为赣剧立下丰碑。他高情逸致,淡泊宁静,不图名利,不计职称,默默耕耘,不求闻达,走过大半生坎坷不平、艰难曲折的道路,甚至连出版物上的署名,包括笔名聿人、茧仁、野芹等,尽被删除;尔后又逢大兴“集体创作”之年,正常署名辄被视为“个人主义”抬头,所以圈内人至今算不清这笔历史糊涂账,圈外人更绝少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先生1923年生于江西高安,后迁居南昌。本愿攻读外国语,但当年中正大学文学院尚未设外语系,遂暂录在政治系待转。但他毕竟与“政治”大相径庭,而他那做店员的父亲酷爱戏曲,常常出入于戏园,使他从小就依偎父膝去观赏“出将入相”,成了“小戏迷”。年轻时又博览群书,好学深思,虽未“下海”,却也“无师自通”。这种与求学途径交替并进的经历,使“案头之书”与“台上之曲”在他心目中产生了相互渗透交融的效应,在校时“不习正业”,却成了剧社中京剧、昆曲、话剧皆能的“小生名角”。毕业后虽留任助教,实则仍为学校剧社之“台柱”。1949年迎接解放,转入八一革大研究部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江西省文联,旋又转江西省戏改会、江西省剧目工作室工作,这便有了接触赣剧的机会,而他那“戏迷”经历使他成为赣剧作家也是水到渠成。

赣剧,是流行于赣东北地区的古典剧种,历史悠久,遗产丰富。1951年,江西省文联选调各地班社艺人,在南昌设立江西省实验赣剧团。这是该剧种破天荒涉足省城。但因不服水土,且剧目及演出体制均属“草台班”模式,群众不熟不懂不爱,次年即告解体。

汲取经验教训,在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老戏剧家石凌鹤的主持下,江西省赣剧团于1953年成立。阵营组建实行了革命性变革,除吸收知名老艺人外,着重遴选民间班社中的后起之秀,并充实新文艺工作者,引进导演制。“打炮戏”剧目,几经筛淘,选定群众喜爱的民间故事梁祝哀史。尽管当时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川剧《柳荫记》已脍炙人口,凌鹤还是指定武建伦先生合作编撰赣剧《梁祝姻缘》1。需要厘清史实的是,剧本的基本构思虽属二公共同研讨,实际执笔撰写全剧的却是武先生。此剧无论情节的梳理爬抉还是人物性格的刻划,都有自身的创造性,尤其是增写的场次如“书馆夜读”,梁祝春夜同窗共读史书,梁深有“女祸亡国”之叹,祝婉转辩驳,将帝王自败江山的史实娓娓道来。梁闻之,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赞美“贤弟”高才。祝对兄长的谦谦君子之风倍增爱慕之情。梁伏案而卧,祝为之盖衣御寒,唱出优美的文南词:

耳听得更鼓来山外,

又只见梁兄卧书斋。

春寒料峭应难耐,

冻坏了身体怎安排?

轻步上前把衣盖……(复退)

不禁羞煞我英台!

虽然我巧把行装改,

男女有别也应该。

我这里移步出廊外……(闻山伯梦呓:“外面风大,为兄把蓝衫脱下,与你披上。”)呀!

怎能够丢下他独坐书斋?……

此剧经反复精排,于当年5月一炮打响,观众爆满达一个多月,有的反复连看数次,南昌大街小巷的市民百姓,竟哼起“耳听得”的“流行曲”。笔者想起当年北京城内外行人,传唱京剧师谭鑫培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曾赋诗云:“歌曲流行史有踪,豫章夙昔起旋风,满街唱遍‘耳听得’,胜似京城‘店主东’!”当时江西属中南区管辖,剧团遂赴武汉演出,同样备受欢迎。文艺家崔嵬、巴南冈、龚啸岚、陈伯华、沈云陔等出席座谈会,盛赞此剧“比起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剧本奖的越剧本和川剧本有了更突出的成就” 2。《长江日报》以《我们需要象赣剧<梁祝姻缘>这样的好戏》为题发表“读者来信综述”3。赴广州演出时,戏曲史家、中山大学教授王起(季思)撰文《越剧<梁祝哀史>后的又一惊人艺术创造》4进行评赞。同仁口碑相传:“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团,复兴了一个剧种!”作为“一剧之本”的打造者,武先生厥功伟哉。

第二个历史转折是在1964年,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试验在全国掀起热潮。这一课题,赣剧早有尝试,如1958年笔者创作的《一群穆桂英》,曾获一定的成绩,剧本收入1960年出版的《江西十年戏剧选·现代戏卷》。此时,院部嘱将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改为赣剧,以便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勉力以赴,完稿后仍自觉不满,乃坚请再三,终由院部议决,请武先生重起炉灶,再度创作。

这里要夹叙先生的文风。他是古典文学的通人,但如前所说,正因为经过“案头之书”与“台上之曲”相互渗透交融的磨炼,剧作无论古今,那种“雅俗共赏”甚至“大雅大俗”的特色便分外鲜明。正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其底蕴在于直抒胸中之情,不尚浮艳,不事雕琢,不耐旧律约束,而追求本色和自然。他尝自称:“对戏剧结构不太考究(锡案:实不全是),笔头放开,往往不知收煞。”这恰恰叫人想起苏轼所谓的行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总之,他在追求一种天然情趣。姜夔说得好:“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既然是“天籁自鸣”,那就必然散发出生活气息,故其剧作又颇具“乡土文学”的意味,其“味”见之于古装戏,尤见之于现代戏。

本文作者:剧作家黄文锡